栓　子

　　古代石家庄
　　6000多年前，石家庄东二环外的白佛口还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原生态人类聚集地。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交接期，史称“仰韶文化”。白佛的人们早已经学会饲养家畜、耕作收获。闲暇之余，坐在水草丰茂的小溪边，袅袅柳树下，渔歌唱晚。白佛人已经熟练地使用磨制石器切割肉类，用烧制的彩陶煲汤煮粥，石器、彩陶和牲口成为新石器时代老百姓结婚的三大件。这应该算是当今石家庄的雏形了。
　　战国时期，现石家庄北二环外的区域车水马龙，繁华喧闹。东垣邑（现东古城文化遗址）已成为中山国的重要城邑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熊熊战火和士兵的呐喊声中，东垣邑被强大的赵国夺去，成为燕赵大地经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。
公元前196年，刘邦亲率大军攻拔平息了叛乱，更东垣为真定（后属常山郡），取“真正平定”之义。实际上，东古城村才是现今正定县的发源地。一直到北魏初年，常山郡移至安乐垒(今正定)，东垣才逐渐失去了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，真定（正定）之名传承1800多年一直延续到明末。
石家庄正定人赵佗，意气风发，年轻时就为秦始皇征战岭南，创立南越国，自号“南越武王”。如今的赵佗公园里还有赵佗的先人墓；隋朝大工匠李春在石家庄古城赵州，建成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；唐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石家庄晋州的魏征，辅佐唐太宗创建了史称的“贞观之治”；与关汉卿、马致远等并称“元曲四大家”的著名元曲作家白朴在真定府生活了40年，几乎所有的鼎峰作品都出自这个时期。
石家庄西部太行山区一直是古代制造兵器的地方，流经井陉、平山的冶河由此而得名。现在桥西区的西三教和东三教是西汉名将韩信的练兵场，古称“三校”。韩信当年射鹿见泉，获鹿（今称：鹿泉）因此得名。在获鹿抱犊寨的山脚下，有个白鹿泉村，村南古树下有一眼涓涓泉水，甘甜如醴，历经千年而源源不断，也因此得名“白鹿泉”。而泉水不远处的抱犊寨，是太极始祖张三丰的悟道场，武当派掌门张三丰钟情于抱犊寨，并题字“抱犊福地”。
在石家庄这些非凡的历史人物中，如雷贯耳的当属常山赵子龙。赵云，字子龙，石家庄正定人。赵子龙是《三国》里唯一一位没有打过败仗，全身而退的超级英雄。他飒爽英姿，胸怀大局，一生叱咤风云，留下万世英名。想当年，长坂坡战役险恶悲壮，赵子龙独自一人携刘备的幼子刘禅，深陷曹操的万人敌阵，在烈烈风中，大喝一声：“吾乃常山赵子龙！”手执亮银枪，青釭剑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力战群雄，九死一生，杀出重围。石家庄体育大街北段衔接正定古城的子龙大桥，即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这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均出自石家庄辖区。
而实际上，石家庄村在明朝初年，还只是正定卫的军屯和官庄。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卫所军屯制被废除，石家庄才成为隶属正定府获鹿县（今石家庄鹿泉区）的一个小村庄，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真定城隔滹沱河相望。据清光绪《获鹿县志》记载：“石家庄，县东南三十五里，街道六，庙宇六，井泉四。”20世纪初，石家庄村的面积还不足0.1平方公里，仅有200户人家，600 余口人。 　
火车拉来的城市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从来都不乏风云诡谲的合纵连横，更有许多大开大阖、涤荡古今的大事件。石家庄在这条长河中，不过是一尾信游的小鱼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才开始走上真正的历史舞台。
1902年，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卢汉铁路（京汉铁路）经由正定，设立二等车站。但铁路局发现滹沱河南岸的振头镇以及获鹿是当时晋冀的物流中心，为了满足这一运输需要，决定在离正定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的石家庄设立车站。但因石家庄村实在太小，京汉铁路把车站设立在了石家庄村西边的振头镇，称振头站（今石家庄站），隶属正定车站。
1903年，正太（今石太铁路）铁路动工。当时为了避免因在滹沱河上架桥而增加大量建设费用，将正太铁路的起点由正定改为振头站。
正太铁路建成通车后，正太、京汉铁路同时运行，振头、石家庄两个火车站并存，市区被铁路分成两部分，行人、车辆和牲畜的往来都必须跨过火车道，难免会发生与火车亲密接触的事故。
建桥已迫在眉睫。但当时的正太铁路局法国总办却置之不理，视而不见。不得已，正太铁路全线的2000名良心员工每人捐献一日工资，才筹齐了建桥费用。
1907年秋季，跨越正太铁路的大石桥建成，石家庄俗称的桥东、桥西即以此桥为界。大石桥上的石狮雕塑与附近曾有孙中山、蒋介石住过的正太饭店、以及不远处的老火车站相得益彰，形成见证石家庄发展史的老建筑群。
两条铁路的交汇通车，大大促进了石家庄近代工商业的兴起，如正太总机厂（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）、大兴纱厂、袁世凯的井陉矿以及段祺瑞的正丰矿等都起源于这个时期。
要想富，先修路，石家庄由此走上了城市化进程的快车道，大批周边农村的人口急速向石家庄涌入。所以，在石家庄这座年轻的城市里，庄里人往前倒数三代，基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乡亲。
十几年弹指一挥间，石家庄由获鹿县下辖的吃缸炉烧饼的小村，一跃变身为铁路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，形成小城镇的基本雏形，逐渐取代了获鹿（今鹿泉区）的地位。
1925年6月24日，中华民国颁布了一条临时执政令：批准直隶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。但是，由于石家庄村人口不足一万，获鹿县决定将铁路以东的休门、栗村合并，统称“石家庄”，以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到3万人以上。
但统称“石家庄”这个名字遭到了休门乡绅权贵的拒绝。原因是休门是个大村儿，而石家庄只是个“小巫”，休门名称必须有所保留。经多方协商，取石家庄和休门首尾各一字，经政府批准，成立“石门市”（注意：这只是临时政府的临时市自治制，而并非建制市的一种标准概念，更不是一级行政区划）。
1928年,南京国民政府发现之前的“市自治制”不伦不类，准备正式推行“建制市”，并通令全国，取消所有市政公所，废除原来的“市自治制”。至此，因为不符合建制市的条件，石家庄的建市工作搁浅。
建市工作虽搁浅，但石家庄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。1933年，石门的银行、钱庄、工商企业已经达到230余家，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税务所、矿务局、烟草局等一应俱全。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.2万多人。
此时的石家庄已经完全超越自己的老东家获鹿，成为晋冀两省的重要物资集散地。同时，本区域的经济政治中心已逐步从正定城转移到石家庄。
抗战时期的石家庄
1937年9月14日，日本侵略军轰炸石门。10月10日，石门沦陷，日军110师团占领石家庄市，随即在休门村和石家庄村之间设立军事基地——南兵营，建立关押抗战军民和俘虏的劳改集中营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日军集中营。日军在石家庄集中营共屠杀我抗日同胞达3万余人，并在集中营附近掩埋尸体，形成多个“千人坑”、“万人坑”。解放后，日军南兵营和集中营原址改建为供市民休闲的公园——平安公园和电视机厂。
1938年1月15日，日军组建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。1939年10月7日，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批准，正式设立石门市。这个石门市已经是“建制市”的标准了，但却是日伪建立的。1941年，日伪主导修建的石德铁路正式通车，将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连接起来，石家庄的交通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，其政治经济地位已经远超过正定城，成为区域军事重镇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称之为石门市。
解放时期的石家庄
1947年11月12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，在石门市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，这也是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城市。
由于“石门市”是日寇时期所改称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向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《为呈请批准本市名称仍为石家庄由》的函：“本市名称敌伪时期叫石门市，我解放后，经前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同意，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名为石家庄市。”
1947年12月26日，省政府批示同意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石家庄西北方向的西柏坡一处绿树掩映、青砖灰瓦的院落里，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，指挥了开天辟地的三大战役，召开了举世闻名的“七届二中全会”。1949年，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，毛主席在西柏坡赫然发出了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行动口号。
解放前夕，阳泉市曾经划归石家庄，由石家庄领导管理了半年，又划归了山西省。
建国后成为省会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石家庄市就已归河北省人民政府领导，为省辖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保定成为河北省的省会，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省会。1958年，全国大跃进， 河北省省会又迁到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天津，这也是河北工业大学驻在天津的主要原因。
1966年，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恶化，政府判断靠海的天津有可能成为美帝苏修的优先打击对象，决定将河北省委省政府重新搬回保定。
1968年文化大革命爆发，刚搬回保定的河北省省政府受到造反派的强烈抵制和攻击，无法办公。政府考虑石家庄处于铁路交通枢纽，又靠近太行山，于是石家庄神奇地成为了河北省省会。1968年2月3日，在庄儿里人的鞭炮声中，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。
之后两年多时间里，保定又不断地争取省会的地位。1971年周总理批示：省会就定在石家庄，以后不要再议搬迁的问题。至此，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，一锤定音。
（摘编自“老董叨叨”微信公众号）